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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教育三君子——上海抗戰時期陳鶴琴、趙樸初、劉湛恩事跡考略

發布時間:2021-04-07     來源:2017“先賢與上海城市記憶”論壇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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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017,編者注)是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80周年,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里,我不由回想起抗戰爆發起,我父親教育家陳鶴琴和趙樸初、劉湛恩在上海辦難民教育和難童教育的事跡,以及他與創建南市難民區的法國饒家駒神父的合作與友誼。

  一、艱難風雨憶疇昔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8月13日,日軍向上海發起進攻,接連出動了100余架飛機對上海進行狂轟濫炸,閘北、南市火車站和大量工廠、民房被毀,數以千計的居民被炸死,熊熊大火延綿數里,滿天紅光,硝煙滾滾。那時候我還年幼,只有6歲。記得我們站在住家樓房(兆豐公園對面愚園路)的陽臺上,親眼目睹日機野蠻的大轟炸,機翼上涂有太陽旗的日機,瘋狂地輪番向地面俯沖,隆隆的轟炸聲震撼著大地,也震撼了我幼小的心靈。

  面對著數十萬難民進入租界,他們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無家可歸,據當年《立報》所載,1937年10月初統計,上海的難民不下130萬人,擁入租界的最高峰時達70萬人次,僅在上海租界越界區和南市安全區,躲避戰火的難民人數大約為30萬人。在上海各慈善團體的努力和中共地下黨的推動下,成立大批難民收容所和難民教育機構。

  趙樸初先生回憶:“1937年抗戰爆發以后,我負責戰區難民收容工作,在兩三年中,先后收容難民五十多萬人次,其中有老年、壯年、青年,也有少年兒童。我們曾在一個地方搭了一個很大的棚屋,收容上千人,叫作難民營,先后共有二百多所難民收容所。當時有兩位教育家主動來幫助我們辦難民教育。一位是過去滬江大學的劉湛恩,他是非常愛國的,后來被敵偽特務暗殺了;另一位就是陳鶴琴先生,他那時負責上海公共租界的教育工作。他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在難民收容所進行的教育,主要是抗日救亡教育和掃盲教育及對兒童的一般教育。陳先生當時不僅關心抗日救亡教育,并且關心拉丁化新文字的實驗和推廣,把它作為掃盲的工具。”(原載《陳鶴琴全集》第六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213頁)

  1938年初,父親陳鶴琴擔任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簡稱慈聯會)教育委員會主任,劉湛恩(滬江大學校長)任副主任,趙樸初、陳望道、陳選善、韋愨任委員,朱啟鑾為教育組組長,并聘請朱啟鑾、周克、丁瑜、楊昌鏞、吳寶齡等5人組成巡視組,指導各收容所難民教育,擴大了難民教育的合法權力。他們在難民收容所的兒童和成人男女中開展了大規模的文化教育和抗日教育。委員會制定了一個初步計劃,內容包括(1)兒童教育;(2)成人教育;(3)職業教育。陳鶴琴主持編寫了一整套教材,在各難民收容所兒童讀書班廣泛使用。在他的倡導下,許多難民收容所開展難民生產自救,改善難民生活,如織襪、織麻袋,開辦兒童玩具工廠等。

  由于難民年齡、文件程度不同,各收容所分設兒童班、成人班、婦女班。兒童教育班之學級編制,依照小學六年制組織,在第五所中設幼稚班。成人教育則根據程度及性別分班,如成人班、婦女班。然而,有的難民收容所因環境關系,用分棚編制,每一棚為一單位,采用個別教學法,不分年級。其他特殊訓練,如新文字班,刺繡班,則另行分班。

  各所教師均由社會熱心青年義務擔任,救濟會略給津貼,每一位教師專任者每日任4小時,每周任課24小時為原則,半日服務之教師每日以任課2小時,每周以任課12小時為原則,不及規定時間者為兼任教師。在兒童教育方面,由于各難民收容所沒有教室和桌椅,也缺少經費,陳鶴琴便以自己的聲望募集經費,借附近小學教室上課,使兒童得以在較好的環境里學習。

  在成人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方面,除了文化知識學習外,各難民收容所舉辦生產自救和技術培訓,在16個收容所內組織了11種生產活動,如印刷、織襪、縫紉、編織、兒童玩具、木器等,這對節約救濟經費,改善難民生活也起了積極作用。總之,這些教育活動,使得難民中的兒童沒有因為戰火喪失受教育的機會,而一些成年人在經過掃盲教育與技術培訓后,在戰爭結束后也更有能力適應新的生活。陳鶴琴指出:“難民問題是不能單靠給飯吃、給衣穿和給住宿就能全部解決的。他們的時間和精力應該被最好地運用。只有慈善的施舍,而沒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產生乞丐,因此給難民適當的教育和有益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載陳鶴琴全集》第六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208頁)

  二、大棚里的難民學校

  筆者在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閱覽室查閱到一份珍貴的檔案史料,即1938年刊布的《上海國際救災會六個月工作報告》,檔案自民國廿六年八月十三日起,至廿七年二月十五日止,刊布會址:上海八仙橋青年會三樓。內容包括成立經過,工作概況,難民教育,難民醫院等八章。為中英文合刊。序言由上海領事團首席領事、挪威國駐滬總領事、上海國際救濟會會長奧爾撰寫。該報告第五章“難民教育”中,明確提出“本會教育工作屬于本會行政之一部分,設置一教育組主持之,請由陳鶴琴先生為主任,辦理所屬六收容所之難民教育事宜,并請定視導員一人,專司教育視導工作。辦事員一人,專司購辦保管分發教育用品之職。關于行政方面由主任召集所教育負責人員共同商討解決,每兩星期開會一次。本會所屬六所教育,因環境及組織而異其設施(《上海國際救濟會六個月工作報告》“滬西區難民之營救”,頁7。上海國際接濟會主編,民國廿七年七月出版,第五章《難民教育》,“一、行政”,頁23。)。”

  在這份歷史檔案中,還有一幅“上海國際救濟會組織系統”示意圖,從圖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在上海創辦了南市難民區的華洋義賑會會長、國際紅十字難民救濟委員會負責人饒家駒,與擔任難民教育組(又稱難民教育委員會,實則是同一組織名稱)主任的陳鶴琴,是同屬一個“組織系統”,即上海國際救濟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兩個人其實還是真正的同事與國際友人的關系!(見該列表,引自1938年奧爾撰序、編輯出版的《上海國際救濟會六個月工作報告》)。

  當時,國際救濟會陳鶴琴和饒家駒神甫合作,在震旦大學操場上的大棚難民營內,還設有一所難童的“國際中學”,約100名學生分設兩個班,陳鶴琴擔任名譽校長。關于這所國際中學,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院顧問、《饒家駒安全區——戰時上海難民》一書作者阮瑪霞女士所提供的影象資料中,曾有過鮮活而生動的紀錄:銀幕上,我們看到學生在分班之后,排著整齊的隊伍,井然有序地走進教室讀書學習。在另外一個片斷中,我們看到了難民樂團的學生們在練習鼓樂,他們一個個神情專注,訓練有素。這些樂團的男女年齡大約都在十二、三歲之間。由陳鶴琴領導的難民教育組還配置了難民樂團(《上海國際救濟會六個月工作報告》第五章《難民教育》,“十、其他活動”,頁28。其文云,“除受兒童教育成人教育之普通教育外,各所尚有其他教育活動,如新文字研究班,查經班,小先生訓練班,刺繡班,編織班,戲劇班等活動,并因各所事務上之需要,訓練服務人員,如醫務,警務,婦女家事訓練等,以資助理各收容所日常事務。”由文中則可知,難民樂團實為開展難民教育之一內容。),并常常派難民樂團到饒家駒神甫創辦的南市難民區和其他區的難民收容所,進行抗日救亡演出。如《戰事畫報》刊載的關于難民樂團演出的新聞報道,就曾經出現過14次。演出時,國際救濟委員會的職員于各收容所之屋頂張懸紅十字會旗幟以示區別。

  又,據潘光教授《饒家駒神甫與國際救濟委員會的難民收容工作》所述,其父潘大成(中共老黨員)與饒家駒有師生之誼,潘大成在負責國際一所難民所時十分重視難民教育工作。教育家陳鶴琴擔任國際救濟會教育組負責人,教育界、文化界、慈善界名流劉湛恩、陳選善、趙樸初、姚惠泉、何清儒、韋捧丹(韋愨)、陳望道、陸高誼等都積極支持、參加難民教育工作。據家父等親歷者回憶,難民教育分三個層次進行:兒童教育、成人教育、職業教育。在兒童教育方面,由于各難民收容所沒有教室和桌椅,也缺少經費,陳鶴琴便以自己的聲望募集經費,借附近小學教室上課,使兒童得以在較好的環境里學習。在成人教育方面,教育組組織難民積極參加職業訓練,方式包括課堂指導、講課、體育鍛煉、看電影和講故事,尤其注重自身能力和衛生習慣的培養;很多難民所還成立了男、女班,免費放映與教育和衛生相關的電影。在職業教育方面,不少收容所組織婦女刺繡,生產工藝品,并組織青壯年參與制造和推銷工作,還有難民所辦起了玩具工作和無線電報務員訓練班,培養了一批技工和專業人員。饒家駒神父對國際一所和其它所的難民教育工作大力支持、積極參與,陳鶴琴則一直親自主持和指導上述各項工作。

  蘇智良教授通過查閱史料和實地考查提供了一個實證:難民區在梧桐路老天主堂處設7所難童學校,招收了2000余名學生,難民子女均免費入學。得到教育的難童有3萬人。除教授難童文化外,還注重品德教育,培養他們“自助·品格·責任·節儉·互助·勇敢·公益·誠實”的精神。中華醫學會在區內設問診處12處,并在萬竹小學內設流通圖書館。區內還設立了草繩工場和板刷作坊,招收難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辦。繼而又辦起一個刺繡與花邊工場,由法籍拯亡會修女執教,收難民婦女為徒。

  除了文化知識學習外,還舉辦生產自救和技術培訓,在16個收容所內組織了11種生產活動,如印刷、制襪、縫紉、編織、兒童玩具、木器等,這對節約救濟經費,改善難民生活也起了積極作用。

  三、在難民教育中推廣新文字

  抗戰初期,教育家陳鶴琴與語文學家陳望道組織和領導了上海的新文字工作。據趙樸初先生的回憶:“當時的一些教育家,如知名人士劉湛恩、陳鶴琴等人和一些同情我國的外國人士也主動來支持我們的難民收容工作。陳鶴琴先生當時負責工部局華人教育處,他大力支持在收容所推行新文字運動。膠州收容所幾個教員被日寇指名要求租界當局逮捕引渡,巡捕房把他們扣留了。我們通過陳鶴琴的關系,把他們保釋出來。”

  在難民教育運動中,由于陳鶴琴大力倡導與推動,上海舉辦了很多難民新文字班,成為全國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中心。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在各機關、學校、工廠,廣泛建立“新文字學會分會”、“新文字小組”,積極開辦新文字講習班、研究班、學習班、訓練班等約150期,培訓了一批新文字師資和宣傳骨干。有資料顯示,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倪海曙等人在40所難民收容所、3萬難民中進行掃盲實驗,取得顯著成績。教育家陳鶴琴大力支持這一工作。他利用各種場合、各種活動,熱情宣傳和推廣新文字。在推行新文字過程中,陳鶴琴親自編寫拉丁化新文字《民眾課本》2冊,《岳飛》、《文天祥》、《鄭成功》、《林肯》等中外歷史名人故事15冊,并翻譯小說等。通過這些教材的內容,我們可以感受到舊時代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那種憂國憂民的情懷。著名文學家、教育家倪海曙先生撰文述及當時的情景,他回憶:“為了在難民收容所開展大規模教學實驗拉丁化新文字教育,(陳鶴琴)先生親自設計了一種徽章,這種徽章是圓形的,中間畫有一把象征開啟知識之門的鑰匙,徽章上有‘掃除文盲’4個漢字,周圍有一圈拉丁化新文字和漢字對照的話語:‘我能看書寫字’。讀書識字的難胞們學會拉丁化新文字后,就獎勵他一枚這樣的徽章。1938年6月,難民教育股發布由(陳鶴琴)先生起草的《收容所新文字教育草案》,并且舉行各收容所的第一次新文字總考試。難民教育股出版的難民教育刊物《民眾常識》,也用四分之一篇幅辟了一個《新文字專欄》,供學習新文字的難胞閱讀。

  四、以難民教育推動抗日救亡活動

  前已述及,陳鶴琴在講到開展難民教育的一個宗旨,“是為難民服務和謀幸福的良好機會。在人口密集的收容所里,整千整萬的難民預備受教育。有了教育,這些兒童將長成為國家有用的公民。有了教育,各收容所的難民會變成有益于社會的人們。”他又指出,“我們想方設法給他們受些教育,受些簡易的職業訓練和公民的訓導,使他們離開了收容所,可以從事社會上健全的活動。”

  難民教育委員會在章程里規定,除受兒童教育成人教育之普通教育外,各所尚有其他教育活動,如新文字研究班,查經班,小先生訓練班,刺繡班,編織班,戲劇班等活動,并因各所事務上之需要,訓練服務人員,如醫務,警務,婦女家事訓練等,以資助理各收容所日常事務。

  抗戰爆發后,陳鶴琴發起組織“兒童保育會”,被推選為理事長。辦報童學校,聘朱澤甫為校長。報童仍住在收容所,他們在街頭賣報認識街頭許多苦孩子,于是把這些苦孩子組織起來,進行學習。1938年春,報童學校如雨后春筍,一個接一個辦起來。從外灘到靜安寺,從楊樹浦到曹家渡,因地制宜,分點設校。陸續辦起了10所報童學校,吸收了3000多名報童。報童學校學生一部分后來也轉入了慈聯中學,之后,有一些人參加了新四軍。

  筆者查閱相關史料,抗戰時期上海的難民教育不僅注重教育和培養難民的謀生本領,還向他們宣傳抗日救亡思想。在中共地下組織推動下,由陳鶴琴為首發起組織了上海市成人義務教育促進會,在全市各區辦起11所夜校,吸收工人、失學青年和家庭婦女,夜校共辦5期,有5000名學生參加,這是一支活躍在“孤島”上的文化戰斗隊伍(凌集熙:《成人義務教育促進會》,載《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二輯,頁132。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編輯,1983年6月出版。)。

  1938年9月,在國外進行抗日宣傳的陶行知返程抵達香港,在致張宗麟的信函中,陶行知特別提出:“陳、趙、黃(按:即陳鶴琴、趙樸初、黃定慧)諸先生發起難民教育協會,對難民進行戰時教育,成立兒童保育會,舉辦報童學校,培養報童人才幼苗,均為善舉,甚合我意。行知立定志愿,回國后盡力保育難童工作,培養人才幼苗,為抗戰積蓄力量,為建設培養專門人才,請你和澤甫弟代我向陳、趙、黃諸先生致意。”

  另,潘大成《關于國際第一難民收容所的工作》一文亦云,在地下黨支部的領導下,該所在組織難民參加勞動生產、對難民進行語文、算術與急救常識等基礎知識的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在國際救濟會教育組負責人陳鶴琴的支持下,該所辦了一至六年級小學、一年級的中學、無線電通訊訓練班。該所地下黨支部還以遣關難民回鄉為名,把有的難民輸送到浙東、蘇北打游擊,一部分從上海出發經過溫州到皖南參加了新四軍,爭取國際救濟會發給每人五元的路費。

  在1938年8月至1939年初,趙樸初爭取到國際紅十字會和各界的贊助,以“移民墾荒”為由,巧妙地分三批安排受過培訓的青壯年難民千余人赴皖南、蘇北,參加新四軍。據時任慈聯會收容股教育組副組長的楊昌鏞先生文章說,1938年上半年,中共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交與他一個任務:在短期內在難童中挑選學員,籌辦一個無線電報務人員訓練班。楊昌鏞即和難委黨團領導朱啟鑾相商,由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掩護,征得難委領導成員丁瑜及吳寶齡二位收容所主任的支持,于1938年7月在寧波路川康實業銀行內籌辦了“電訓班”,人數約50人。名義上是培養難童一技之長,謀取生活出路,其實是為中共革命根據地培養服務人員。

  經過2個多月的緊張訓練,第一批15名能夠熟練掌握發報技術的學員,由劉少文、吳成方陸續送往新四軍工作。嗣后又緊接著舉辦了第二期,“八辦”派了電訊專家李繩銘擔任技術教員,學員的技術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前后兩期訓練班共培養約50余名學員,其中有38人被送往新四軍工作。

  五、劉湛恩從事抗日慘遭暗殺

  由于父親陳鶴琴及一大批愛國志士積極從事上述大量抗日救亡活動,遭到日寇和汪偽之忌恨,由此被列入暗殺名單。當時汪偽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設立“76號特工總部”,專門從事對抗日進步人士的暗殺活動。1938年4月7日晨8時半,父親的摯友、難民教育委員會副主席、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先生攜子出門,在靜安寺路大華路(今南京西路南匯路)口公共汽車站候車去圓明園路學校時,突遭日偽收買的暴徒狙擊,當即犧牲,年僅43歲。

  父親獲知這一噩耗,十分悲痛。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在《救災會刊》上發表了一份悼詞,我將這份悼詞的內容抄錄如下:

  志悼

  本會難民教育委員會副主席劉湛恩博士,于四月七日上午八時半,慘遭狙擊,重傷殞命,噩耗傳來,同深驚悼!除致唁劉君家屬,并派員協助治喪外特志本刊,用表悲思。

  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謹啟(《救災會刊》,民國二十七年三、四月合刊。)

  劉湛恩先生被汪偽特務暗殺之后,激起上海社會各階層群眾的強烈義憤,同時紛紛向劉氏遺孀伸出援手,捐錢捐物,劉夫人痛悼之余,復能善體遺志,承訃告親友,將賻儀分助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當時的報道內容是這樣的:

  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嗚謝啟事

  敬啟者:本會難民教育委員會副主席劉湛恩博士,慘遭狙擊,重傷謝世:劉夫人痛悼之余,復能善體遺志,承訃告親友,將賻儀分助本會,俾充救濟;急公忘私,良深欽佩!除登報紙奉揚仁風外,茲先將四月十九日前經收數額,詳細披露,籍囊微信并嗚謝忱。

  但是,日寇和汪偽的猖狂殺戮,并沒有嚇倒正義的人們。滬江大學師生和各界人士三千余人舉行了盛大的席劉湛恩先生遺體送葬儀式,震動了上海。

  結語:

  打開上海工部局警務處的英文檔案,其中的汪偽黑名單情報及1939年11月13日汪偽特務闖入陳鶴琴寓所(上海膠州路300弄17號)行刺的情報赫然在目,這份英文檔案的內容全文如下:

  “目前,盛傳日寇資助的恐怖小組正計劃在農歷新年假期期間,進行暗殺行刺行動。中國當地的一批文化界領導人物,包括陳鶴琴,上海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以及辦公地址位于福州路436號的《平報》和愛德華七世大道160號的《新聞文摘》的主編成員,均被列為暗殺目標。鑒于該等情報,上述人員已經采取額外戒備措施,以確保其人身安全。前述人員居住地址及辦公地址如下:

  姓名:陳鶴琴

  辦公地址:上海工部局大廈,福州路

  居住地址:膠州路300弄17號(戈登路地區)”

  每看到此,于是童年時代那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又在腦海涌現——

  汪偽特務先暗殺了著名教育家、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先生,接著傳出準備對我父親下毒手的消息。父親為了躲避敵人的跟蹤,他蓄起胡須,化裝成商人的打扮,繼續從事抗日進步活動。1939年10月26日他得到中共地下黨和工部局警務處通知,立即秘密離滬去寧波隱蔽。1939年11月13日晚,汪偽特務持搶闖入我們家寓所,企圖行刺暗殺我父親。當時,我們家寓所在上海膠州路300弄17號,是一座小花園洋房,周圍環境較清靜。13日晚7時半左右,正好我們全家母親和兄弟姐妹吃好晚飯時,突然有人敲門,一開門就沖進來3個男人,全部頭戴西服帽,身著深黑色長大衣,每人手里都拿著手槍,為首的一個長著斜白眼,他把我們趕到廚房間,兇狠地叫嚷:“陳鶴琴在哪里?”并用手槍對著我們,母親和我們說“不知道”。其他2人就手持手槍上樓對每間房間搜查,搜查無結果。為首的一個就用手槍柄將掛在客廳里父親的大幅照片的玻璃打碎,將照片取下帶走,然后在家門口用手槍連續打了3槍,3個特務才離開。我們親愛的父親,由于事先得到中共地下黨和工部局警務處的通知,及時轉移,才幸免于難。第二天清晨,我們在家門口大理石的地板上揀到了3顆手槍子彈殼,我把它保存起來。我心里默默地想,這是日本鬼子和汪偽特務妄圖殺害我父親的鐵的罪證,我要永記心頭。

  父親逝世于1982年,他離開我們已經有30多個年頭了,如今我自己也已步入耄耋之年。但是,父親的在抗戰時期對難民教育所表現出的種種往事,如今回憶起來,依然是那么清晰地浮現在眼前,恍惚如隔昨日!這些已成遙遠的往事,它是那么地溫馨,燭照著后人,鼓舞著我們永遠珍惜今天,面向美好的未來!

作者 陳一心,著名教育家陳鶴琴之子,上海國際友人研究會會長,上海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

作者:陳一心     責任編輯:吳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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